老子說: 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

意指好辯論，好口舌鬥爭的人，不是善者。

孩子為何歪理一堆？

孩子不在乎他人感受，肆意非為、歪理卻氣壯的情況，應該是老師在班級管理上最頭疼的現象之一了。而且一不小心，很容易在孩子胡言頂撞下，演變成師生衝突。

同學讓老師生氣的歪理很多，例如：「我媽媽都不管，你管什麼？」（此處「媽媽」可以自由替換成校長、教官或隔壁班老師。）「我是為了讓你高興所以說謊。」「人沒有道德又不違反法律。」……有的孩子就這樣和老師辯駁10多分鐘，怎樣也不肯承認錯誤。如此「頭頭是道」地捍衛立場的孩子，多半都很聰明，平常也看似明辨是非。但是犯錯當下，情緒失控之際，就會冒出一堆匪夷所思、聽了夠嗆，許多老師謂之為的「鬼話連篇」。想當然耳，這樣強詞奪理的孩子不僅難以要求，在班級人際關係上，也時常觸犯眾怒而不自知。令人擔憂的是，如此情緒障礙的孩子越來越多，不僅讓老師疲於奔命，班級問題也隨之升高。

我遇到過兩個「逞口舌之能」較為嚴重的個案，同學人際關係都不好。巧的是，這兩個同學的家庭有個共同點，那就是父母不約而同地告訴我：「我們從來不打他，從小都和他『講道理』。」雖然我也不贊成體罰，但是一定要有讓孩子矯正錯誤的方法。那麼小年紀的孩子就目中無人、一副「你奈我何」的模樣，實在不能不讓人覺得家長並非「講道理」、「善溝通」，而是對孩子「無法可治」，導致他認為許多事情僅憑口舌、硬拗、不認錯就可以過關。顯然家長「講道理」的教育方式沒有出現孩子「尊重道理」的結果。

最令人困擾的是，由於這樣的同學在言語上不遵循社會規範，所以在對老師、對父母陳述時屢生誤會，甚至到要交叉對比、仔細蒐證才肯說實話。許多老師為了不願惹上麻煩或是避免衝突延誤進度，也就對這樣的孩子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曾經有位資深輔導老師觀察其中一位孩子的狀況之後對我說：「明顯孩子從小就被寵壞，學會用強辯就可以解決事情。」當孩子年幼時就對權威存有漠視、挑釁的想法，毫無敬畏之心，可以想見他會在團體生活中與老師會產生多大的問題。

姑且不論孩子是否被寵壞，倘若在孩子扭曲強辯之下，家長認為小孩不理解、不明是非，就希望減輕處分，往後只有變本加厲。我曾經因為一位同學屢生事端，家長拒絕面對，我只有要求輔導室的特教老師協助，了解他是否有特殊障礙。老師思索片刻以後對我說：「家長如果不同意鑑定我們也沒有辦法，但是我建議老師該處分的還是要處分。因為如果他沒有問題，只是養成了壞習慣，就應該矯正。如果他鑑定後真的有情緒障礙，也應該接受輔導或處分，否則我看過很多孩子父母拿這個藉口當免死金牌，漸漸地小問題就變成大問題。」

因此，父母的態度才是最大關鍵。然而相反的是，時下許多家長都會動用媒體、法律、民代、議會、攻擊的方式對校方與老師施加壓力。如果凡事都以孩子的角度為角度，哪叫「溝通」呢？只是要他人聽命罷了。曾有老師如此哀嘆：「教育過程最大的挫折不是來自孩子，而是父母。」許多只有父母可以忍受的壞習慣，卻要團體成員來承擔，怎能不成為老師莫大的壓力以及滋生事端的導火線？

上述兩個同學，其中一位因為父母支持老師，願意接受輔導，在多位老師與教官的監督下銷過，欣喜的是在他畢業之前判若兩人，除了不再強辯、彬彬有禮之外，基測成績也大有進步。而另一位同學，則因為家長過於聽信孩子的話，認為應該特別體諒同學，甚至不惜動用民代，導致學生表現益形極端，最後基測成績也不如人意。

即使在面對歪理時難免火冒三丈，然而我始終相信「沒有人會故意惹人厭」，因為這違反了人性。日前一則新聞報導，使我對於這樣的孩子有了更深的了解。三總精神科醫師發現，有一些被貼上「白目」標籤的青少年，其實是腦部出現問題。研究發現這樣的孩子面臨挫折反應時，腦部某一區域不夠活化，必須配合吃藥與情緒治療。這讓我想到2004年時，由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Antoine Lutz和Richard Davidson所發展的研究，證明了打坐可以改變大腦的結構和功能。研究發現，長期靜坐沉思的修士思考更正面，在聽到求助的聲音時，比普通人的腦部更為敏銳。這些都說明了「不講道理」、「缺乏慈悲心」，並非天生也非不治之症，可以透過輔導治療而改善。我理解到原來孩子的歪理強辯也是一種病，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學習打坐靜心。這樣的發現對教師來說，不啻是一大福音啊！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轉載自「大紀元網」

<後記>

其實不只國中小學生會說歪理，甚至到了大學也是會發生這樣的狀況，所以除了生理的原因之外，我想家庭教育和從小所接收到的訊息都會影響一個面對衝突的反應，簡單來說「價值觀」就是人在做判斷時所依賴的機制。

撇除那些因為腦部結構所造成的狀況，我想大多數的人之所以會說歪理是因為「面子掛不住」，有些人只是要你搭個台階讓他下，當然也是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狀況，這時候對方就是刻意顛倒是非，因為他就是不喜歡輸的感覺，這個部分就是教育的部分。現在大學生大多出生在解嚴之後的年代，加上父母較為寵愛，反抗意識較為明顯，「衝撞權威」是其直覺反射動作之一，對於孩子而言，「權威」是誰?在家是父母，在學校是師長，出了社會就是主管或者老闆，至於那些慣於衝撞社會法治都在監牢裡了。

自從解嚴以來，強權vs.弱勢」的對比深植人心，而且我們習慣自取弱勢的悲情角色。戒嚴時代敢於挑戰威權者，的確是要冒著各種風險。但威權崩解既成風氣，國家機器、財團勢力、機構組織被歸類為「大鯨魚」，「小蝦米」的這種偽弱勢的印象很容易激起社會集體情緒(也有人稱之民粹)。也所以，受害者未必都依循制度性的管道裡尋求協助，大多高舉「公義」的旗幟去要求一些不合理的權益，所以衍生出「會鬧的孩子有糖吃」的習氣。最為人所詬病的就是消費者權益保障的觀念，在消費者意識高漲的現在，過度保障消費者造成很多莫名其妙的現象，例如7天可以退換貨的制度原本是美意，在歐美也僅適用於「郵購產品」，在台灣卻被無限上綱到所有實體銷售的有形無形的產品或服務，這充分滿足消費者貪小便宜的習慣但也傷害商家權益，更甚者讓雙方對簿公堂。這就是所謂的「會吵的孩子有糖吃」。

所以弱者不見得一定是受害者，甚至不見得受害者一定是沒有過失責任的一方；車禍糾紛、醫療糾紛、消費者糾紛，每件個案裡都有各自的情節可為判定。但除了消保法等領域反映的無過失責任主義之外，社會同情弱者的情緒或輿論公審的壓力太強，往往使公權力和專業判斷退讓，更加推波助瀾了某些人「要糖吃」的行為。面對這種「理盲濫情」的狀況，再講道理已經無用，我們需要的是「明正典刑」，該罰則罰，而非迂腐地同情弱勢，標準之所以為標準就是它不能因為情勢有所調整，讓那些喜歡說歪理的人知道正義的底線在哪裡。套用《賽德克巴萊》的名句:如果文明是叫我卑躬屈膝，那我就帶你們看見「正義」的驕傲!或許在口舌上爭快(尤其在網路上)，讓你很得意，但你往往失落在更重要的地方，例如他人對你的信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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